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和罗默的生平与成就

网易云有料2018-10-09 06:26

◆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

◆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 关于威廉·诺德豪斯:

诺德豪斯为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

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将经济学,碳循环,气候科学等一系列研究实现了对接,这就让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成本和收益都可衡量,继而采取措施放缓温室效应。

诺德豪斯认为,解决温室效应的最有效办法是在全球对所有国家征收碳税。

诺奖评委会的人解释说:如果将DICE进行实际应用,情景一是政府不作为,不改变现有的政策,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演变和全球工业排放之间的利害关系;情景二是政府有更多的政策倾向,再来看对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此时就可以做出优劣对比。

◆ 关于保罗·罗默:

保罗罗默为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罗默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总觉得保护环境如此昂贵,如此艰难,所以他们只想忽视这个问题,假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人类有能力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只要我们愿意做。而且长期来看并不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一旦我们开始尝试减少碳排放,我们就会惊叹于这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诺奖主委会的人说:此次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全球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意识到应对此难题的重要性。

诺德豪斯的气候变化研究是否与罗默的健康、可持续经济增长放在一个篮子里?对此,皇家瑞典科学院评审委员会认为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领域的内在联系远超过表面。Per Krusell说两位学者所思考的其实是同一个议程,即应对长期和国际性的难题。他们对于经济政策,市场失灵都有相同的见解。尽管表面看起来二人的研究并不相同。(注:以上内容摘自新浪财经)

◆ 附:二人生平及成就的详细介绍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知识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生平及成就

来源/“比较”微信公号

作者/陈永伟

先来看看两人的生平介绍:

威廉·诺德豪斯

1941年5月31日,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他家世居美国西南部,据说其家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不过,诺德豪斯的父母都有在美国东海岸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其父亲就毕业于耶鲁大学。

诺德豪斯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在那里诺德豪斯接受到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刚刚步人大学时,诺德豪斯并没有对学术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余的休闲活动上。据他回忆,他“把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滑雪了”。本科的高年级时,诺德豪斯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把时间集中到学习经济学上来。这段时间里,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年--2002年,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名师的课程。诺德豪斯回忆说,托宾的课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他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托宾后来也成为了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年轻时的威廉·诺德豪斯

1963年,诺德豪斯从耶鲁毕业。决定继续求学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自己的进修地。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批名师都在此任教。因此,对于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学修养的诺德豪斯而言,选择去麻省理工求学“是一生中做出的最容易的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日子里,他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教导,接触到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诺德豪斯学习到了关于“外部性”的有关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思想将贯彻于他整个学术研究。

1967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了母校耶鲁任教。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现在,他的头衔是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在担任大学教授的同时,诺德豪斯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1977年——1979年卡特执政期间,他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6年——1988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1992——1993年任耶鲁大学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副校长。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专家组成员、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保罗·罗默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开启经济学之旅对罗默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当罗默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其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或许是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对这两门学科的追寻,转而去法学院继续深造。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正是在其中的一门经济学课上,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于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期间,他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再了解一下二人的经济理论及贡献:

威廉·诺德豪斯的贡献: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

耶鲁大学素有“美国的中央党校”之称,其政治氛围和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于诺德豪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常引入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政治因素。

经济周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福祉,因此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经济不可能一直稳定地增长,而总是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循环?又是什么力量在决定GDP、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起起落落?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总体来说,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个范畴的内部。但是,在现实当中,影响经济周期的力量又怎么可能经济地来自于“经济”方面呢?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诺德豪斯之前,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将政治因素用于经济周期分析的尝试。例如,学者卡莱茨基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兼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动抑制和推动经济会造成新型周期。诺德豪斯将卡斯滕的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发,结合美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的状况和执政党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政党主要不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而更多是着眼于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目标。执政者都希望能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竞选。结果在每一次大选即将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以求连任,就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工具,比如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繁荣景象。一旦选举结束,为了弥补赤字、提高效率、抑制通货膨胀,又会采取紧缩政策,并一直把这一过程延续到下次大选之前。于是,经济周期影响大选,大选又反过来促成经济周期便成为一种或强或弱,时隐时显的趋势。

总体而言,虽然诺德豪斯的理论并不十分精密,但是从预测的角度看,却有着很好的效果。后来经济学家们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诺德豪斯指出的“机会主义周期”确实存在。在诺德豪斯之后,政治模型成为了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其二,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改进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从衡量人民福祉的角度看,GDP这个指标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刨坑把全世界的钞票都埋到地下,再把它们挖出来,可以极大增加GDP——这显然是对于GDP这种核算指标的一个巨大嘲讽。此外,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基于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存在众多缺陷的现实,不少经济学家主张提出一种新的经济指标来代替GDP的使用,而诺德豪斯和托宾的工作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其实,诺德豪斯这种净经济福利指标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和他在耶鲁求学期间学到的有关“外部性”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经济过程中对于环境和资源产生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的经济外部性——这些破坏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但经济主体并不需要为这种破坏买单,而把这些成本从GDP中加以扣除,就相当于是一个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逻辑和让一个对渔场造成污染的工厂将渔场收购,并重新计算工厂的利润是一个道理。同时,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些活动带来社会收益,但是却没有人为这些活动支付费用。因此,一个合理的经济核算指标必须把这些活动产生的收益加以考虑,将这些正外部性“内部化”。

托宾和诺德豪斯利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重新核算,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差异。例如,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例如,l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1989年卢佩托(Robert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l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虽然这些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根本的思路是和托宾、诺德豪斯二人一脉相承的,都是尽力在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们二人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是应当被人铭记的。

其三,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环境问题上,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这种建模方法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1903—1930,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后来成为了现代宏观学分析的主流),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为了定量考察这种关系,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保罗·罗默的贡献:

内生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这些问题从古典时期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密尔、马克思、熊彼特等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真正把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是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开始的。(注1:这个论断略显武断,但却是有理由的。尽管在索洛之前,就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个模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它更适合用来刻画危机和周期,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天才拉姆齐的工作后来成为了研究增长的标准问题,但其原始论文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增长话题。直到卡斯和库普曼斯重新挖掘了这篇论文后,拉姆齐模型才成为了研究增长问题的标准模型。此外,著名的冯·诺依曼模型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它依赖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实在难以被后来的学人效仿和拓展,因此其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注2:在索洛的原始论文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发现配置效率等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对索洛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注3: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原题《诺德豪斯、罗默获得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瞭望新媒体播发有编辑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愿设立的奖项,而是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化学家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全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给了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以表彰他们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而简·丁伯根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尽管成功整合进了诺贝尔奖的评选体系里,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辈出。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四名获奖人,皆曾经呼吁废除此奖。哈耶克领奖时表示,倘若当年征询他的意见,肯定不建议设奖。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呼吁瑞典皇家科学院废除经济学奖。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

2018年诺贝尔奖只颁发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和平和经济学五个奖项,文学奖推迟颁发,替代方案为“计划于2019年颁发”。

生活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过包括约翰·纳什在内的诸多数学家,但随着经济学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分支的兴起,也让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更接地气。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获奖理由正是“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延伸阅读:理查德·塞勒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行为经济学有何贡献?)他曾提出“心理账户”的观点,指同等数目的钱在人们的心中是有差异的,不同途径获取的钱会被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是10万元,辛苦赚来的会花得小心翼翼,而意外中彩票得来的钱花起来就会更大方。

2012年,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获奖,理由是“创建‘稳定分配’的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他最为著名的设计是“全国住院医生配对程序”,通过这一程序,每年美国约有 20000 名医生找到了心仪的医院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还帮助设计了纽约高中配对系统,每年有约9万名高中生通过这一系统择校。

2002年,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成为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理由是“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卡内曼曾提出著名的“锚定效应”,指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例如,餐厅在制定菜单时,会故意设置一个价格特别高的菜品,让其他菜品看起来更实惠。

1992年,盖瑞·贝克(Gary Becker)获奖,理由是“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贝克将经济学思维引入了社会学,以解释犯罪、婚姻、嗑药、和歧视等问题,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开创者。他曾以出租车司机对乘客的“歧视”举例说明“歧视方也有成本”的观点,如果出租车司机因为歧视而拒绝载一位乘客,那么司机也会因此而蒙受继续空载产生的损失。

数说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2017年)

49次:

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过49次。有25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一位获奖者,18次由两位获奖者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者共享。

1名:

迄今为止,有一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因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当年的另一位获奖者为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姆·E·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

0个:

迄今为止,没有人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67岁:

1969年至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是67岁。

90岁:

迄今为止,最年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获奖时已90岁。他也是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最年长的获奖者。

2007年,因对“机制设计理论”领域的贡献,赫维克兹与另外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6月,也就是在获得该奖项的第二年,赫维克兹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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