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北大IMO金牌的出家历程:出国不如出家

网易云有料2018-11-26 10:52

“我在佛法及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与成长,前行的信心与力量,我看到了心灵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扬它“

“出国不如出家,很多大学生出国,都去为美国打工了,我要为中国文化服务。“

“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儒家、道家、中医、太极拳等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强。“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国比肩,我们生产的无人机翱翔于世界各地,我们开发的支付宝、微信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然后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在一般大学里面,佛学是哲学系-宗教哲学专业中的一个三级学科,研究经费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有一些外国的佛学科系,上世纪比较红火,现在去读的人很少,已经快到门可罗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还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员的基数有保障。他听了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再一个,我不想受学术体制的限制,经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细枝末节的问题,乃至于有违佛教基本立场的问题。这样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

佛教本身是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让人们觉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生命、认识生命,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并不是盲从于某种教条。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教学,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很开放和民主的,应当少一些灌输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当下,在师生的互动和对话中重新建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领悟。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禅宗公案。“

“佛法是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让我不会迷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是不断开发心的潜能,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力量“。佛法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心的慈悲和智慧。“

——贤宇法师

这是我出家八年来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01

社会与教室

记者:在您的自述中,您的决定常常包含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考虑,可以看出您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造福人类最为直接的、影响力最大的手段,您为什么一心选择遁入空门呢?甚至有人说,您的选择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您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我:一切行业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什么呢?我想不仅仅是生存,而应该去寻找人的幸福,人的发展,让人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教育尤其如此。我从小喜欢数学,是因为数学向我展现了世界的神奇,人类心智的伟大,打开了一片心灵探索的世界。

我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启迪、成长与教育。如何让人成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探索。 曾经我是一个过于理性而拘谨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在佛法 及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与成长,前行的信心与力量,我看到了心灵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扬它。

高二时柳智宇第31届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中夺得中国唯一一枚金牌(右二)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到龙泉寺视察,他问我为什么出家。我说:“出国不如出家,很多大学生出国,都去为美国打工了,我要为中国文化服务。”

领导听后很赞许,说:“我们国家培养的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你弘扬中华文化,很好。”

记者:照您所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爱国精神?

我: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就教导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当时挺感动的。高中时我特别喜欢读屈原写的楚辞,也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觉得爱国就要爱我们的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儒家、道家、中医、太极拳等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强。

记者:那么您是否考虑过一边做科研一边学习佛法呢?有人说“中国不缺修为高的隐士,缺的是像亚里士多德、牛顿这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人”,像您这样有天分的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中学时数学与传统文化对于您来说是相互促进的,这种内心的平衡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何就不受用了呢?

我:你说的方向没有错,我也希望把佛法和科学相结合。但学任何专业都需要就其本身深入钻研,如果还没有钻进去,就奢谈什么结合,那往往是肤浅的。我了解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了了解佛法,会到泰国、缅甸等地出家体验十几年,然后才回到大学里讲课。佛法博大精深,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修行方式。所以出家这几年,我是以学修佛法为主的。

此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国比肩,我们生产的无人机翱翔于世界各地,我们开发的支付宝、微信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然后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记者:那您会不会考虑像您所说的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一样,出家若干年之后回到尘世?毕竟作为居士也可以修行。

我:这个没必要。有一回,一位我的高中老师来看我,劝我到大学里研究佛学。我告诉他,在一般大学里面,佛学是哲学系-宗教哲学专业中的一个三级学科,研究经费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有一些外国的佛学科系,上世纪比较红火,现在去读的人很少,已经快到门可罗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还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员的基数有保障。

他听了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再一个,我不想受学术体制的限制,经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细枝末节的问题,乃至于有违佛教基本立场的问题。这样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我希望在环境清幽的地方有一个小庙,我在庙里办一个小研究所,然后大家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晨钟暮鼓,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只剩下修行和思考。有空我还可以陪父母去世界各地转转。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

记者:您认为目前在寺院的修行研究,是您理想中的佛教学习方式吗?

我:北大的学生多少会有些理想主义,不安于现状,我个人也会对现实有些批判吧。我姑且说一说现在的想法,将来也许会变化。我觉得主要是教学方式可以改进,佛教本身是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让人们觉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生命、认识生命,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并不是盲从于某种教条。

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教学,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很开放和民主的,应当少一些灌输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当下,在师生的互动和对话中重新建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领悟。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禅宗公案。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要有很大的开放性。教室之外发生的事情固然重要,却没有教室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重要。

记者:在外界的评论中,有些指出您大学毕业剃度出家时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您是否想过和李叔同一般,先积累社会经验,再遁入空门?

我:社会经验慢慢会有的,否则多少岁能说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呢?可能到四十岁、五十岁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个社会。所以这个不是理由。人生是短暂的,我觉得当我选定了一件事情,就应该先坚定地去尝试,同时要时常反观内心,总会有所提高。社会经验在佛门一样可以积累。我们僧团的出家人来自各地,文化程度和生命经验各不相同。

我来到僧团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人,我很喜欢了解身边同学的生命故事,觉得这些故事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生命。而且我觉得这种经验在其他任何一个团体都是难以获得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你接触的人都是和你类似的。在学校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很多人理解的所谓社会经验,主要是指社会的黑暗面,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我所理解的社会经验,是指了解人的丰富性,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了解怎样和不同的人相处。

02

责任与自由

记者:您提到过,在大二时就有了出家的打算,但您在本科期间一直并没有放弃专业学习和研究,另外还考了托福和GRE。那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多地去研究佛法?

我:专业课当然要学好,那是自己本分的事。不能把其他的事情作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如果专业课成绩不好,干别的也很难安心、投入地去做。所以我在专业课上还是很认真的,高中时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我也没有刻意要去和别人比。至于英语,本来不想考的,后来我妈跟我说,将来即便你出家,英语也是基础。我听她的,就去考了。

记者:父母当时就知道您想出家?

我:看我那么喜欢学佛法,应该能想到吧。

记者:您为什么又申请去麻省理工读研呢?

我:也是避免让父母操心,当时就顺从他们的意思去申请了。首先我希望能完成学业,在北大的求学经历是一生中难得的。既然不会马上出家,那我得给父母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我在好好学习,不用过早地担心。

记者:媒体报道中很多都提到您与父母的争执,称您的父母“内心饱受煎熬”,父母的态度是您遇到的最大阻力吗?

我:媒体上常说我父母不同意,其实父母是非常爱我的,他们也愿意给我一个尝试的机会。恰恰是因为媒体的炒作,给我父母很大压力,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中对此耿耿于怀。很多媒体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能他们恰恰代表的是最保守、落后的社会成见,给那些行为有别于大众观念的人以最无情的打击。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这个毛病,社会舆论是不给个人以空间的。你们看看鲁迅的文章,想要做点革新的事情吗?那些看客的吐沫星子已经把你淹死了。

记者:媒体报道具体对您和家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您长久以来都没有做出回应,直到今天愿意与我们分享?

我:应该说,这些炒作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大麻烦。其实这几年来的报道多是一些陈年的往事,很多还是编造的,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也不想成为大众的焦点,所以一直拒绝采访。但每次又有人把这些往事炒起来,就会有很多人去骚扰我的父母、亲人、老师、同学,还经常违背新闻道德,捕风捉影,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我想说,这些媒体让我挺愤怒也挺无奈的。我是一个平和的人,但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对于这些缺乏独立思想,全靠炒作过活的媒体,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品味,以后也不会接受他们的采访。我也希望北大的同学不要迎合这类媒体,不要把第一手资料给他们。

因为媒体它喜欢炒作,你给他一点信息,他就会捕风捉影把它放大。佛法里有句话叫做,“是非以不辩为解脱”。自从我出家的事情被媒体关注以来,有很多人来找我,前几年我是能躲就躲。但有一次还是被撞见了。当时我还是居士,一位法师正带我们出去散步。有一位母亲,为了她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来找我,在我们出去的路上等我。我当时想赶紧躲起来,那位法师比较慈悲,他对我说:“人家这么想见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

于是我就留下了,和那位母亲谈了约一个小时吧。但以我当时的水平,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只能告诉她,一个僧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五年吧。她当时挺遗憾的。

前不久,她又来找我,留言给我说:“五年过去了,你能见我一面吗?”这一次我又拒绝了她。但拒绝了她之后,我仿佛感受到一种召唤,来自广大的人群。我就想,我是不是太决绝了?我希望把佛法学好之后再面对大众,但什么叫学好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也许大家需要我发出一些声音了。这也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一个原因。

记者:您现在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现在持怎样的态度?

我:他们都还好。我母亲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还有国际催眠师,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心理学的培训讲座。我在她的影响下,对心理学也很感兴趣,今年刚拿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目前还在参加“京师博仁”团体辅导师的培训,也许今年就能拿证。我们平时在心理学上也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母亲也是我的一位老师。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告诉我,她在整理我高中时候的文集,准备出版。当时我正忙,而且也不想过早地面对公众,我就请她再等等。3年过去了,现在她开始继续整理我高中时的文章。

我父亲喜欢音乐、摄影,梦想周游世界。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只有南极洲和南美洲没有去过。他还到世界各地的中学去考察物理教学的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他有时会给我发来一些游览中的照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很放心。

上次父亲节我才跟我爸通一个电话,和我妈经常会微信联系,讨论些心理学的问题。可以说,他们越来越释然。

记者:您觉得比较理想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

我: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选择;其次,不是说没有关系,应该去相互照顾、相互尊重。我觉得西方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很多中国的父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他们的一辈子就投在子女身上,子女成家了,有了孙子之后,就投在孙子身上,没有为自己而生活。

记者:如您所说,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对于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您看来,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您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

我: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由骨子里面的热爱。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智”是智慧,就是追寻心灵的一种东西,然后“宇”呢,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格局。

不过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所理解的自由就会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受很多东西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饭时的心念就受厨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第一印象也不是当下能够控制的,而是我们过去的一种积累,比如说,见到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会很讨厌,觉得和他性格不一样,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或者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断地拖延、不断地逃避。当然,心理学里面对这些问题讲得挺多,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学,需要心理咨询。如果每个人想不痛苦就能不痛苦的话,那心理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所以我是更侧重这方面的一种自由。

当然,我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对它的理解还是会偏于另外一边。佛法里面有很多戒律,以及对人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其实是为了帮助人去训练自己的心,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尤其是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展现出非常拘谨的形象,就会让我们父母觉得难以接受。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买面包,我就说这个面包不能买,因为我对它起贪心了。父亲就很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教条,这么磨叽。慢慢地,我对佛法的理解才变得更加的灵活,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去考虑到别人,同时对自己也不会过于严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内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协调的。

记者:您强调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爱国、社会责任,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

我:一方面,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务于社会的道路,现实上要有所妥协,适应自己所处的团体和时代。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随众”,大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所绑架,他始终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他是一个团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断地有一种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对自身和环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其实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灵才能自由。同时,只有秉持独立的思考,才能真正为社会和时代负责,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03

理想与选择

记者:小时候自己性格是什么样的?

我:从小没有什么玩伴,喜欢自己玩。同学们玩的游戏,我不太感兴趣。可以说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但其实内心潜在着要寻找一群伙伴。高中时有一些好朋友,但总感觉还有隔膜,难以进入彼此的内心深处。直到遇到佛教,才找到真正能懂得自己的一群人。

记者:当时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我:小时候想当一个科学家,研究出一种能够让人不会死亡的药物或者相关的技术。后来觉得好像不太现实,就想做一个数学家。高中的时候,我想数学家又不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好像太局限了。

我希望对整个人类的文化能够有所帮助,所以其实数学只是我的一个切入点。我当时觉得,做一个数学家可能是最没办法的事情。其实我是想从数学进入,把整个人类的文化做一个梳理。我觉得后来选择出家,其实跟我一贯的思路是相通的,它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选择。

记者:有些人认为您出家十分可惜,他们的顾虑在于,您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成就已经有目共睹,而佛法上的造诣并非一日之功。您有没有过类似的担忧?

我:其实成为一个数学家和在数学竞赛中获得好成绩是不一样的,只是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高中数学竞赛相对来说不那么复杂和艰深,而且其中很多地方的美感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再往上去走的话,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因为我们高中学到的知识基本上都是19世纪之前产生出来的,当时数学发展处于一个黄金时期,这些知识是能够给人内心带来喜悦的,但后来的数学发展中有些地方特别的艰深,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假设要想成为一个数学家的话,在这个时代,光靠奥数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如果以数学为一个基础,把这种数学的方式放到别的领域,这种理性、严谨的思维训练对每一个人的帮助是很大的。这种数学思维对我的影响很大,学佛法的时候我也会比较严谨,容易把概念理解得比较清晰,不会随便地搞一些联想。另外,数学里面体现的对于自然本质的一种洞察是非常重要的,与佛法里面讲的智慧类似。

记者:您最早被国学吸引是什么时候?

我:那是小学的时候,基本也是我对数学开始真正感兴趣的时候。在此之前我特别在意老师的表扬和批评,可能一节课就专门冲着老师的表扬——表扬了,我心里就特别舒服——这种状态其实自己内心是不太满意的。当时,最开始带我走出来的是数学,后来我走数学这条路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但它对我并不是意味着一个考试成绩,我爱的是内心的一种东西。我当时参加了刘嘉老师办的“明心教育”数学培训班,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了人世间得失的东西,感受到数学的美。刘老师讲课的时候会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一般上课之前先去讲一段《老子》或者《论语》,他先讲那背后很深刻的一种哲学,然后再讲数学。当时就觉得研究这个应该很幸福,很吸引我。

记者:从您的自述中看出,一开始您的思想更偏向于老庄,后来是怎样走到佛法上的?

我:道家特别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但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挺不自由的。因为在学校里面,虽然学习数学,但很多地方还是会被各方面的压力左右。包括在初中的时候,和大家一起作弊等事情还是常会有的,所以虽然当时觉得数学好像给我提供了一片小天地,但是并不能够让我去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去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满意的生命的状态。后来读到《庄子》之后,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他精神的那种超脱自由特别地向往。

其实当时最开始读到的是我妈给我买的蔡志忠的漫画,先读的是《佛说》,也接触了六祖慧能大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喜欢。但当时对道家更感兴趣:道家是直接把这种生命自由解脱的境界讲得非常清晰,令人神往。《庄子》通过很多比喻告诉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的生命状态是自己会满意的,所以后来就在大概三年的时间中把它作为一种信仰,依此去生活。

后来转向佛法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道家比较少地去谈怎么去和其他人相处,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满足于只在自己世界里快乐的人,我是很渴望去走进别人的世界的。再就是,《庄子》第一篇不是逍遥游嘛,当自己遇到人生的一些挫折和苦难的时候,发现逍遥不起来了。我在高三时眼睛也不舒服,还有咽炎,在这种状态中我就感到生命的局限性,非常的痛苦。这时候我就发现,此前得到的那种自由、那种解脱的快乐还是依赖于很多因素的,自己很难真正地不依赖这些因素去获得一种内心的自由。我当时觉得道家好像很难真正地解决我遇到困境时的问题,虽然它可能在平常的状态下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寻求另外一条道路。

高三的暑假,我听到一段《心经》的音乐,当时就觉得特别地被触动:“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觉得我就蛮苦的。虽然不懂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但是对这个也挺向往的。佛教敢于直面生命的苦难,不会先告诉你人生就是快乐的,它告诉你人生确实有很多苦,不会去掩饰太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一点和我当时的内心状态是非常契合的。然后它告诉你怎么去慢慢地走向解脱。

后来大学阶段,我听了一些哲学系的课,特别是张祥龙老师的课。我觉得他把中国传统文化讲得特别清晰,而且和西方的一些哲学相结合,我很感兴趣。听完他的课之后,我对佛法生起了很大的信心,觉得这么多哲学中,佛法是最好的。再一个,就是遇到了一群非常好的学习佛法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了佛法这种慈悲的力量——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我感受到之后,觉得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它能告诉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让自己获得内心的自由,也能帮助别人获得内心的自由。

记者:您怎么看北大和北大人的特点?

我:北大人相对来说更愿意去谈理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我在离开北大之后,才更感受到理想的可贵,就是说一个人的理想在他人生中的一种价值。但另外一方面大家的实践力不够,导致有的人慢慢就屈从于现实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去实践,但遇到很多阻碍,内心很纠结。其实并不是理论或理想不应该谈,而是要加强实践,认识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北大是一个过度竞争的场域,这里的竞争比社会上还要激烈。如果你经常和那些牛人、学霸们比较,你很容易迷失自己。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敢于尝试。同时不要太理想化,要找一个适当的下手处。北大人的实践力不够,又往往孤高,常限于理想或理论的思考当中,不知道怎样组合各种资源来把事情做成。一个人要能够跟大家打成一片,这样比较好,所谓“和光同尘”,同时要保持自己心灵的一种独立的空间。另外不要常常挂念着自己过去的成就,而要多去做一些踏实的小事。

记者:如今出家研究佛法是在实现您的理想吗?

我:实现理想包括佛法的研究和教学。不仅是研究高深的理论,还要让它能更好地走入寻常百姓家。

04

坚持与改变

记者:在您出家后,一直没有主动向外界公开过自己的修行生活。进入龙泉寺这几年中,您在生活与思想上具体发生了哪些转变?

我:转变是很大的。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首先经历了一年左右的预备期,主要是适应僧团的生活和修行方式。在这期间,我们以劳动为主。我参与了工地劳动,也体验过耕种,为大众做饭,以及盛饭,我们叫做行堂,在值班室处理各种物品的收发和接听电话留言,我还负责教导过年龄较小出家的同学。在劳动中体验到生命的厚重感,非常的踏实。当我们彻夜工作,完成一座楼房的封顶,当我自己炒出的菜被送到几十位出家人的钵中,我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满足感。我也能理解农夫和工人们的心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

其后的一年,我剃度成为沙弥,听了许多僧团安排的课程。当时我还负责龙泉寺博客的写作,通过采访和编辑文稿,了解了许多人的生活,了解了寺院的方方面面。当时僧团安排的课程比较浅,可能主要针对初学者,我并不满足,于是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起研讨《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得到了几位法师的指导,比我居士阶段的学习要深入得多。

《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影响我最大的一部佛学典籍。我高中时就在思考人类文明冲突的问题,因为911事件和美伊战争的刺激,我觉得世界并不太平,我希望从文明的融合与会通上探索出一条道路。当我遇到这部书时,我觉得触摸到了自己一直在追寻的东西,似乎看到了问题的解决答案。所以我并不是仅从佛教的立场来看这部论,而是希望发掘它对人类文明的价值。这部论目前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我希望把它与汉传佛教相结合,与现代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比较宗教学等学科相结合,开显人类心灵提升的蓝图。

2012年底,我和几十位同学一起前往广化寺受戒。受持戒律,成为比丘,是正式出家身份的开始。随后的三年,直到2015年底,我主要参与了南山律典校释的工程,同时也学习了许多戒律典籍。参与此项文化工程,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戒律的学习,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印象深刻的体验。通过学习律典,慢慢掌握戒律精神,了解佛教中各项制度、仪轨的历史和制定的原因,从中感受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其后,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阿毗达摩俱舍论》。2016年前半年,我参与了龙泉寺藏经工程。

2016年下半年至今,我参与僧团的教学,主要负责受戒前后的教学工作,同时编辑了一些戒律教材。我很喜欢现在所从事的僧教育工作,我和许多学生都成了要好的朋友,时常受到他们的启发与感染。在这项工作中,我感到非常充实与喜悦。

记者:寺院生活的作息大抵是怎样的?与您之前的生活习惯是否差异很大?

我:四点钟起床,四点半上早殿,七点钟左右吃饭,上午八点到十一点是工作或者学习的时间,中午大概十一点钟吃饭,然后午休一会,下午一点半起来。两点钟到四点一刻是下午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四点半上晚殿,六点左右吃晚饭,然后一般是晚上上课。九点二十就打板,可以休息了。这套作息适应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刚刚出家的时候早殿经常打瞌睡。

记者:您最近为什么开始研究心理学?如何处理其与佛法的冲突?

我:心理学是我妈建议我去学的,我觉得也挺好,我高中自己也参与过(心理咨询),对这个领域有一定的了解。至于冲突,我觉得可以先接纳,然后再慢慢地把它汇总,而不是急于讨论是不是一样的,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

但是我觉得佛法和心理学都是基于现象本身,它不是一种先验的概念去限定这个现象世界,它是基于经验,从现象世界出发,然后对它的结构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就是把佛法或心理学的概念都还原到现象本身,去体会它到底是在说什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是如何发生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其实是没有矛盾的,而如果要从概念上去探讨的话,可能就不太容易说得清。

记者:您对未来的生活有哪些的规划?

我:一方面继续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出书的想法,例如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文集。佛教类的书我也编写了一些,但现在宗教类的出版审查比较严,不知能不能出版。此外,也有去欧洲参学一段时间的想法,我对法国梅村的一行禅师挺景仰的。我觉得他的书挺适合现代人的心理特点。总体上,我还是想保持低调一段时间,多积累,多沉淀。

记者:以您这些年的学习,您觉得佛法的意义是什么?您认为应如何处理佛法与普罗大众的关系?

我:佛法是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让我不会迷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是不断开发心的潜能,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力量。佛法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心的慈悲和智慧。慈悲与智慧让我能走入他人的内心,让我能分享大众的苦乐。我遇到佛法以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现在我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我渴望和每个在生命里相遇的人成为知心朋友,我能常常体会到与他人内心深处的联结。这样,他们都成为我生命中美丽的花园。当然,我也欢迎你们常来贤宇的花园走走。

所以当我转身之际,我发现身后是一片片清新的田园、秀丽的风景,充满了生机。这个世界上能有理解和支持我的人,能有和我一起走下去的团队和伙伴,这就可以了。即便这些也会失去,还有一样东西能陪伴我,那就是我的呼吸,时时刻刻都与我在一起,带我回到当下,走向心灵的自由。所以即便这一生我一事无成,只要我努力过,我依然会觉得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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